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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转载自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原文标题《中国养殖业资本化的大跃进：各地禁养区密集拆除中小养猪场》，是学者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研讨各地针对养猪行业出台的禁养政策及其实施对这一养殖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对不同层级养殖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公平与发展的社会问题研究。文章指出，中国养殖业规模化、资本化正在一条毫不留情地碾压中小养殖户的道路上进行大跃进。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2016年一号文件再次明确农民主体论。然而现实是，在最近各地政府为环保而大规模清拆猪场行动中，中小养殖户不仅因为猪场被关停而失去了生计，而且很多连补偿款都拿不到。虽然文章研究的主要是养猪行业，作为禽畜养殖的另一极，各地自年初以来展开的面向养鸡行业的禁养政策和相关拆除工作在山东等地显得更为声势浩大。因此，该文的分析对养鸡行业这一重要养殖业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养鸡和养猪还有一大区别，因低成本和养殖条件的相对灵活，养鸡曾经并且目前仍在部分地区作为扶贫致富的重要路径，养殖群体及相关产业链的从业人数更为庞大，因禁养和拆除而影响到的社会群体也就相应更为底层更为广泛。

　　2014年中小养殖户因为市场风险已经遭遇了新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碾压。那年持续低迷的生猪价格伴随着饲料价格高企，中小户遭遇收益减少和成本增加的双重压力，亏损惨重。与之相反的是，正大、温氏、新五丰等大型养殖企业逆市扩张，加大生猪养殖规模30万头至400万头不等。可见，市场没有农民主体论。

　　那么，政府有没有农民主体论？最近各地的猪场清拆，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其结果是，大部分中小农户出局；同时，政府将加大对标准化示范场的补贴（年出栏0.5-5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由此看来，政府的眼里只有规模，也没有农民主体。

　　政府此次的猪场清拆是为了解决农业污染问题。问题是，规模化能解决环保问题、养殖工业化能提供生态健康和食品安全这些民众渴求的公共品吗？从肆虐90年代的疯牛病，到2003年爆发的禽流感，到2009年的猪流感，这些震骇全球的瘟疫哪一个不是与规模养殖密切相关？

　　农业的未来有两条路，一条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工业化农业；一条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组织化+生态农业。前一条是西方的老路，它对生态健康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诟病、被反思。既然中央提出农民主体论这一方针，那为什么在政策上、在财政补贴上却走着碾压农民的西方老路呢？

　　因为靠近水源地，刚过了年，江西樟树市临江县的农民简民（化名）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拆除了自家年出栏2000头的猪场。上千头的年出栏量在当地只算中等，生猪养殖是樟树市的支柱产业，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占总市场50%以上，如今，和简民建在同一条河边的猪场几乎已经全部拆除。

　　粗放的畜禽养殖被认为是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2014年，国务院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在环境敏感区域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关闭或搬迁禁养区畜禽养殖厂。2016年底，国务院在《“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为这项环保行动设置了最后期限：2017年底。

　　养猪场首当其冲，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粪便处理不当产生的污水极易造成水源污染，中国出台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结合“最严”新环保法，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猪场清拆行动。

　　鸡年春节后，环保整治死线临近，中国各地密集出台加强畜禽“禁养区”落实工作方案。根据总体方案，禁养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等。

　　小猪场被关停“得不偿失”，大企业过环评反获补贴

　　在水网丰富的南方地区，生猪养殖产业规模大幅削减。浙江2014年9月底就开始对畜禽养殖大力度整治，2015年其生猪年存栏和出栏量分别减少24.3%和23.7%。在江西樟树，曾作为支柱产业的生猪养殖遭到整治：全市的6871户养猪场中，计划关停6522户养猪场，猪场关停率近95%，栏舍面积减少79%。

　　简民的养猪场曾经申请到政府发放的环境改造补贴，并用这笔钱建立了污水处理池。但他承认，处理池并没有达到当地的环保部门要求，再加上位于禁养区，最终关闭的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简民认为，这是樟树市发展粗放养殖业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建成的几千家猪场，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前置审批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他说，2011年《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后，很少有企业真正达到排放标准。

　　中国大部分养猪场都正在为环保付出代价。山东济宁鱼台县一位养猪户告诉财新记者，由于位于禁养区，农民贷款修建的猪舍被拆除。高价购买的小猪还未养肥就不得已低价卖出去，损失惨重。而当地政府以没有养殖证为由，不提供拆迁补偿。

　　拆除猪圈“得不偿失”，是养殖户的心病。尽管《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规定，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但各地实践情况不一。

　　比如，有媒体披露了天津宁河区的补偿方案：各类猪舍补贴从300-550元/平米不等，母猪产仔、育仔床2500元/套。存栏生猪按母猪1000元/头、仔猪360元/头、育肥猪280元/头进行补贴。这一方案普遍获得养殖户的认同，但许多地区并未达到这一水平，甚至并不是所有被拆除者都获得了赔偿。简民称，在樟树市只按照拆除面积进行了补偿，生猪自行处理。

　　不过，在樟树市，依然有几百家养猪场留了下来。其中不乏一些虽然处于敏感区域，但是规模巨大的龙头企业、纳税大户，这些企业经过环评，在被认定达到“绿色生产”标准后，并未被关停，还获得了环保补贴。

　　“政策对于小猪场肯定不利，但另一方面，从整个行业来说也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疫病防控、食品安全等问题，中国就是因为散养户太多，才导致了很多的问题。”一位畜牧业内专家告诉财新记者。

　　农业环保整治：依托龙头企业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契机？

　　“环保空前加压，是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艳丽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正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也明确指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优化经营结构。

　　对生猪养殖来说，猪出栏大于500口，就可算作规模经营。根据《全国生猪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中国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比2014年底的41.8%增加超过10%。

　　根据上述文件，到2017年，中国将在原有4179家国家级示范场的基础上，再创建500家示范场。此外，还将加大对标准化示范场的补贴，年出栏0.5-5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每个项目单位可补贴50万-100万元，用于改扩建、良种和粪污、死猪无害化的环保项目升级等。

　　另外，此次整治，势必导致生猪区域养殖产能发生调整。水网较少、粮食丰富，土地广阔的东北及内蒙地区正向南方生猪及饲料企业抛出橄榄枝，大型生猪养殖企业温氏、大北农都已经宣布了在东北兴建1000万头生猪养殖场的计划，此外还包括雏鹰农牧700万头、正邦600万头、中粮300万头的项目。

　　然而，获得政策扶持并有能力转移的多为大生猪企业。中小规模养殖户因生态禁养而被迫将猪栏拆除后，大多都不知道下一站该去往何处。陈艳丽强调，各地在执行禁养区政策时，要避免“一刀切”或其他不当方式，确保政策执行公平公正合法，防止在目前供给偏紧的情况下大面积拆除对生猪养殖业造成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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