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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周期，即生猪价格周期性的波动。本轮猪周期，除了周期持续时间拉长，波动幅度加大外，也创了养殖持续盈利历史最长和最高的纪录。同时，盈利周期越长意味着产能调减速度越慢，猪价处于下降通道的时间越长。未来，为了稳定猪肉价格，维持正常生产节奏，仍需进一步完善调控手段，建立统一的市场分析预警体系，调控进出口贸易，合理引导猪肉消费习惯。

　　7月1日，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每公斤批发均价为14.4元，比2016年7月1日的21.8元大幅下跌了33.94%。全国猪价自2016年6月份转入下降通道以来，已低迷了整整两年时间。

　　周期波动幅度大

　　猪周期，即生猪价格周期性的波动。按照农业农村部监测的全国集贸市场猪肉价格测算，自1994年6月份以来，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经历了6个完整周期：1994年6月份至1996年6月份、1996年7月份至1999年5月份、1999年6月份至2003年5月份、2003年6月份至2006年5月份、2006年6月份至2009年5月份、2009年6月份至2014年4月份。6个完整周期持续时间分别是25个、35个、48个、36个、36个、59个月。

　　目前所处的第7轮猪周期始于2014年5月份，2016年6月份到达波峰后进入下降通道，到2018年6月份，已经持续50个月。价格上涨通道时间累计为26个月，下跌通道时间已经持续24个月，上一轮周期上涨通道时间为28个月（2009年6月份至2011年9月份），下跌通道时间为31个月（2011年10月份至2014年4月份）。第六、第五、第四、第三个周期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分别为73.4%、90.2%、50%、27.4%。在前三轮猪周期中，猪价从最低点上涨50%分别用了15个月、11个月和22个月，从最低点上涨至峰值分别用了16个月、11个月和27个月。本轮猪周期猪价从最低点上涨50%用了25个月，上涨至峰值则用了27个月。此外，本轮猪周期在2016年5月份创20.45元/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曾连续9周高于20元/公斤，2016年6月份进入下降通道，2018年春节过后猪价快速、持续下跌，今年5月份猪价创2011年以来最低。

　　除了周期持续时间拉长，波动幅度加大外，本轮周期也创下养殖持续盈利历史最长和最高纪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告诉记者，从2015年6月份开始生猪养殖进入盈利期，2016年猪价屡创新高，生猪养殖收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自繁自养养殖户出栏一头115公斤的肥猪盈利水平在800元以上。2017年猪价虽然下滑，但生猪养殖年均盈利每头仍在300元以上，盈利状态一直持续到2018年2月份，连续31个月保持较好盈利水平，上一轮周期持续盈利期仅22个月。盈利周期越长意味着产能调减速度越慢，猪价处于下降通道的时间越长。

　　形势变化是主因

　　猪周期出现不少新特点，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张学彪认为，原因在于近年来各方面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我国生猪养殖环保门槛大幅提高。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相继实施，生猪养殖环保门槛大幅提高。张学彪调研发现，建设一个4000头能繁母猪的规模养殖场，环保投入高达2000万元。

　　环保门槛的提升，同步抬升了资金门槛，导致生猪养殖产业加速整合，适度规模生产逐渐成为主流。尽可能扩大对生猪产业链条控制，已成为各大规模企业的共识，“公司+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社+农户”成为主要扩张模式。建种猪场和扩繁场、粪污处理都需要巨额资金。

　　产业加速整合和龙头企业加速介入，显著提升了我国生猪生产效率。上一轮周期每头能繁母猪一般能产有效仔猪大约15头，本轮猪周期则提高到了20头左右。因此，虽然限养区和禁养区猪场大量拆迁，能繁母猪存栏较2013年高峰期明显下降，但在规模企业扩张的推动下，2017年全国生猪产能就开始温和恢复。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猪肉产量恢复性增长了0.8%，扩张产能则在2018年集中爆发，导致今年二季度猪价快速持续下跌。

　　调控手段需完善

　　猪价大起大落，严重扰乱了猪肉生产，影响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放大了经营风险，妨害农民可持续增收。业内专家认为，要减轻猪周期的负面影响，还需完善调控手段。

　　建立统一的市场分析预警体系，是完善调控手段最重要的一环。“我国不缺少统计数据，问题在于数出多门。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统计局等不同管理部门数据口径都不同，应尽快建立科学、准确、权威的生猪市场价格分析预警体系。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饲料、人工、流通、疫情等直接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因素的监控，对能繁母猪、仔猪和育肥猪存栏量变化以及生猪养殖成本效益实行实时监测，并组织专业人员队伍分析研判，及时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引导养殖户正确认识市场走势，合理安排生产，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朱增勇说。对企业和养殖者扩张生猪产能，尤其是东北等热点地区扩张产能，应适度引导。比如，可将东北地区由生猪产区转变为猪肉深加工区，避免产能过度扩张对其他地区生猪市场造成冲击。再比如，可大力推进生猪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在提供交易便利的同时，形成合理的价格指数。

　　进出口贸易调控则是调控手段亟待健全的另一环。2011年至2013年，我国猪肉及生猪产品进口量持续稳步增加，冷冻猪肉累计进口157万吨，超过1995年至2010年进口量的总和。2016年进口猪肉更是高达160万吨，超过了2011年至2013年的总和。除2016年外，大量国外猪杂进口均高于冻猪肉进口。猪肉及生猪产品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和2014年猪肉进口保持高位，延长了国内猪价在谷底徘徊的时间，拉长了养殖户亏损期，加剧了产能非理性调减幅度，导致下一轮周期猪价的暴涨。“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饲料刚性成本高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国家要完善猪肉及相关产品进出口调控机制，适度控制进口，避免国外猪肉及制品低价倾销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同时要择机鼓励猪肉出口。”张学彪如是说。

　　猪肉消费习惯也需要引导。美国冷鲜肉消费占猪肉总消费的三分之二以上，我国只占20%。“活猪运输不仅大幅增加了运输成本，还容易导致疫病大范围扩散。冷鲜肉运输成本低，利于保障肉质，便于产销区间供需调节。”朱增勇建议政府出台具体政策和措施，引导、鼓励冷鲜肉生产、销售，引导国内消费习惯从热鲜猪肉变为冷鲜、深加工猪肉。

　　除此之外，业内专家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继续致力于提升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自动化水平。目前，美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养殖户占比已达91.2%，我国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占比才44.9%。张学彪调研发现，大规模养殖户全程参与养殖、屠宰、加工和销售各个环节，出栏生猪每公斤售价一般比中小养殖户高0.5元，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大约80%的养殖户由于规模小，需要通过经纪人、中间商才能销售，没有市场话语权，经营风险要大很多。

　　“生猪养殖过度保险容易导致产能过度扩张，要避免过度补贴导致新的生产失衡。”朱增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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